五朔节的铃兰

在五月这个月份，法国的漫步者可以见证一种极为惊人的现象：它周而复始、不可避免，历经法国千年历史中形形色色的政权更迭，至今仍按照一套人人熟知、运转娴熟的机制上演。无人能够逃脱。信徒或无神论者，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，孩子、老人、情侣或单身者——五一一到，每个人都会送出或收到一束铃兰。无论他们喜不喜欢。

那么，这个奇怪的法国习俗究竟从何而来？

这项传统要归功于查理九世国王。1560年，年轻的国王与母亲王后巡视多菲内省时，一位骑士送给他一束铃兰。国王为这份心意所打动，下令“此后每年都照此办理”。从那时起，在法国，人们便习惯于在五月一日向自己喜欢或爱慕的人赠送一束铃兰，以示友谊或祈求好运。

故事本可以就此打住，但法国与铃兰之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。

这朵皇室之花，首先是一朵《圣经》中的花。一切都源于对希伯来语“shoshannath”一词的误译——连希伯来人自己也已不知其意。这个词出现在《雅歌》中，圣哲罗姆将它译成拉丁语时，把 shoshannath 译作 lilium convallium，字面意思是“lis de la vallée”，也就是英文里的……铃兰。和其他白花一样，它很快成为圣母玛利亚的象征，代表她在十字架脚下流下的眼泪。还应指出，在中世纪盛期，法语中的 lis 泛指任何花园或河畔的花，只要它是白色且香气宜人，当然包括百合，也包括鸢尾——真正的王室之花fleur de lys——甚至还有我们熟悉的lis de la vallée；而“muguet”一词直到12世纪左右才出现在法语中。

“muguet”一词由词根muge构成——它后来演变出了musk（麝香）和 nutmeg（肉豆蔻）——起初主要指这种花的香气，其浓郁与芬芳之美堪比麝香。因此，它常常出现在法国诗歌中。德·雷米将它写成一张供两位恋人躺卧的花床；马肖在其中点缀紫罗兰；弗鲁瓦萨尔则记载，人们很喜爱它，虽不如玫瑰，却和“牡丹（原文如此）或金盏花”一样受欢迎。无论它被称作muget、mugest还是muguet，显然早在12^世纪它就已广受欢迎，而且这种人气还在不断增长。

到了15世纪初，宫廷里的风流公子会在紧身短上衣上别上铃兰枝叶，女子则用它编织头冠；铃兰也因此成了调情打趣与轻松恋情的代名词，以至于动词“mugueter”曾意为“追求”，直到19^世纪末才渐渐废弃。

法国大革命对这朵国王与贵族之花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动荡时期，它成了“muscadins”的标志：这些娇生惯养、身上洒着麝香的年轻保皇党人，在里昂、继而在巴黎拿起武器，对抗“sans-culottes”（无套裤汉）。他们被投入监狱后，很快便遭人遗忘；铃兰因与君主制联系过于紧密，也不得不一同失宠——五一赠花的传统就此被搁置。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攻占巴士底狱一个世纪后，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布将五一设为国际劳动节，以纪念数年前在芝加哥发生的示威活动——那些示威最终导致数十名罢工者丧生。当天，与会者还决定每年五一在翻领上佩戴一枚红色三角标志，以示团结，并缅怀美国同志流下的鲜血。

两年后，在1891年五一，法国北部福尔米的一大群平民聚集起来，像此前的芝加哥人一样游行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，但这场示威遭到暴力镇压。士兵向人群开枪，九人丧生，其中包括四名儿童，另有三十人受伤。伤者中有一位名叫玛丽亚·布隆多的年轻女子，年仅18岁；她手捧一束野蔷薇，最终不幸身亡。为纪念她，红色三角标志被野蔷薇取代，野蔷薇也成了五一之花。不过，铃兰还没有说完它的最后一句话。

1907年，在巴黎报刊的推动下，铃兰重新登场。《人道报》写道：“五月一日不仅是劳动者提出诉求的日子，也是muguet的节日。”白花重新流行起来，变得更具女性气息，也更显轻佻；但最重要的是，与野蔷薇相比，它更能象征劳动者的斗争——他们不得不在五一当天沿街叫卖一束束铃兰，才能挣得足以维持体面的工资。红花与白花的较量再次如巴黎公社时期那般激烈，直到纳粹占领期间才有了结果。

1941年，贝当元帅宣布五一为公共假日。但他不愿让左派居功，便正式禁止人们在翻领上佩戴野蔷薇，只允许佩戴一枝铃兰。禁令最终于1948年解除，但为时已晚：铃兰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野蔷薇。于是，这朵源自《圣经》的王室之花，竟成了革命斗争的象征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洗白了玛丽亚·布隆多、福尔米和芝加哥的记忆——在政府眼中，那些记忆过于血腥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