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89年11月24日：别让阳光照进来！

法国目前是税率第二高的国家。根据经合组织（OECD）的数据，法国的税率为45.3%（丹麦以45.9%位居榜首）。这种高税率是法国历史发展的产物，也正是得益于此，才建立起了一个强大且集权的中央国家。然而，正如其他地方一样，法国民众对于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国家享用并不买账，他们尽可能地试图降低税率，甚至不惜拒绝阳光的照耀。

在罗马帝国（公元476年）灭亡后，天主教会依然保持着权威，但一个新的、更年轻的政权——王权，登上了历史舞台。王权建立在封建制度之上，这意味着教会与王室必须相互合作。掌握核心权威的教会与各地区的领主联合，领主们通过与其人民（封臣）协调，以提供服务为交换条件分配土地或采邑。
采邑是封建制度的根本基础。
因此，人民需向教会、王室和封建领主这三大势力缴纳税款，他们共同征收：什一税（教会税）、王室税和封建领主税。当时既有直接税，例如将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缴给教会的什一税，也有间接税，例如对盐征收的盐税（gabelle）。

在11世纪，为了弥补战争的高昂成本，王室开始对教会和领主施加主导地位。王室对教会和领主征收了新的捐税。为了资助1188年的十字军东征，腓力二世（Philippe Auguste）引入了“萨拉森什一税”（dîme saladine），向所有未参战的公民征税。13世纪，腓力四世（Philippe le Bel）因引入“十分之一税”（décime），即收取法国教会收入的10%，而被教皇博尼法斯革出教门。然而，在他的顾问纪尧姆·德·诺加雷特（Guillaume de Nogaret）使团的帮助下——据说他曾对教皇动武，法国国王最终在增税案中胜诉。

来自王室税收的经济压力持续困扰着人民、领主、教会和贵族，直到大革命爆发。与此同时，所有筹集的资金都被用于支持王国的战争，包括：百年战争、意大利战争、九年战争、三十年战争、七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法国民众对税收以及资金管理缺乏透明度感到越来越愤慨。当时，国王的私库与国库合二为一，正如路易十四那句名言所说：“朕即国家”。

虽然1789年的大革命终结了王权，但税收制度并没有做出实质性改变。然而，革命者依然希望建立一种公平的税收制度，即公民根据收入而非国王的需求来缴税。因此，在1790年至1791年间，三项税种应运而生：土地税（contribution foncière），对土地征税；动产税（contribution mobilière），是对所有收入和利润征收的税；以及营业执照税（la patente），对商业产生的收益征税。

然而，就像旧制度下的国家一样，这个革命后的新法国也面临着因税收收入不足而陷入战争的困境。法国当时正与欧洲邻国的联盟作战，这些邻国试图恢复法国的君主制，以防止革命精神的蔓延。因此，为了弥补资金短缺，法国在1798年11月24日征收了一项新税，即门窗税（l'impôt sur les portes et les fenêtres）。这四项税收，被称为“四大旧税”（les quatre vieilles），是大革命的产物，并一直实施到1917年。
门窗税的理论基础是：房屋的门窗越多，房主就越富有，因此应缴的税额就越高。在这个系统下根本无法钻空子，因为国家代理人可以轻易地从街上数清窗户和门的数量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法国开始大量封堵建筑外墙上的开口，以避免缴纳这项新税。今天，你依然可以在法国的城市里看到许多被封堵的窗户。

毫无疑问，下层公民受这项新税的影响最大。许多人甚至放弃拥有任何可见的窗户，只保留前门作为住宅唯一的开口。不幸的是，这种封闭导致了极不卫生的居住环境，由于缺乏空气流通，整体健康问题日益增多，并导致佝偻病患者显著增加。在《悲惨世界》的第一卷中，维克多·雨果甚至借米里哀主教之口说道：“唉！上帝赐予人类空气，法律却在从他们手中夺走。”

法国大革命基于启蒙精神，但其悖论在于：它竟剥夺了那些本应被启蒙者的光明。